商学院讯（文：商学院办公室）今年以来，我院院长刘戒骄教授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经济纵横》《科研管理》《中国科技论坛》发表学术论文3篇，以第三作者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JCR分区一区，中科院分区二区）发表学术论文1篇。
论文“中国科技攻关组织方式：历史演进、逻辑解构与政策建议”（发表在《经济纵横》2024年第5期）认为，组织方式及其形成的动员能力是影响科技攻关水平和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作为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组织实施了众多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攻关组织方式。这些方式可具体划分为三种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点的基本模式：1949—1977年的中央集中组织和任务导向型科技攻关组织方式，1978—2011年的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的项目制科技攻关组织方式，以及2012年以来市场导向与新型举国体制相结合的科技攻关组织方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主要任务，是科技攻关组织方式变革的需求端因素，它们决定了科技攻关的目标与方式。技术复杂程度和需求特征则是科技攻关组织方式变化的内在条件，它们决定了技术创新的路径和创新组织的模式。国际环境和竞争格局也是影响国家科技攻关组织方式演变和选择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科技攻关的组织方式及其演进过程，有助于我们明确科技创新政策的目标方向、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推进科学界与产业界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合作，从而更好地发挥组织在科技攻关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建设需求分析”（发表在《科研管理》2024年第3期）认为，在新一轮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的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建设对于完善我国科技攻关体系，实现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鉴军事领域ＣＢＰ思想构建了以协同融通集聚能力—创新投入与转化能力—创新资源保障能力为核心维度的“三力”模型，探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建设需求及“三力”间相互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投影矩阵模型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需求建设状况进行测算，实证检验了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产业、企业多个主体之间的协同效率以及产业集聚、资金投入、制度建设等诸多子能力是影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主要因素。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需求建设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创新投入与转化能力是ＩＣ产业能力建设的主要影响者，在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年呈上升趋势，协同融通集聚能力和创新资源保障能力相对偏弱，仍须加强。本文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建设需求提供实践启示。
文章“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耦合机理与实证分析”（发表在《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5期）认为，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内部构成有所差异，但两者互为支撑、互为影响，存在很强的内在逻辑关联。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引导下，探究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内在关联、耦合程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耦合机理出发，从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驱动机理、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反馈机理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构建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并测算两者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从不同视角分析其特征。实证结果表明：①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相比于全国整体走势而言是上升的，但不同时间区间耦合协调度的等级不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与低度耦合等级之间，２０１２年达中级耦合水平，２０１８年起处于高度耦合类型。②分年度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耦合协调度类型为勉强协调，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为低度协调，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为中度协调，２０２０年达到高度协调。③分区域看，近年来东部、中部、西部耦合协调度值高于东北地区，但各区域整体表现为波动中呈上升趋势。
文章“Overcoming public resistance to carbon taxes: A cost-efficient solution built on a pre-existing reward-based climate policy”（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4年第352期）认为，预先存在的基于激励的气候政策的存在增加了参与者对碳税的支持，特别是当这两项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变得突出，人们将激励视为对税收的补偿。相比之下，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相互关系，那么对税收的支持与单独引入税收时没有什么不同。在减少碳排放的压力高或低的不同条件下测试了这种方法的适用性。
其中，刘戒骄院长以江西服装学院为第一单位、第一作者身份在CSSCI期刊《经济纵横》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使学院在高水平C刊论文发表上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